随着中国企业海外上市的增多，穆迪、标准普尔、惠誉这些当今国际资本市场上呼风唤雨的商业信用评级机构越来越被人们熟悉。急欲登上国际资本舞台的国内企业往往视这些评级机构为敲门砖和引路人。然而偏信则暗，美国信用评级机构也有不那么“光鲜”的一面，这一点往往被有意弱化或者忽视。

    金融危机让评级机构难堪

    虽然美国信用评级机构标榜要“向投资者提供准确的情报”，但实际上常常难以发挥其“预警”功能。东南亚金融危机的爆发充分说明了这点。

    1997年东南亚金融危酝酿阶段，以上三大评级公司未能发出任何警告，等到危机爆发后，慌张应对，降级过激，加剧市场恐慌。1996年9月，穆迪及标准普尔分别给韩国开发银行长期债信评级为“A+”及“A1”，均属于投资等级，韩国危机发生后，随即调整为“B+”及“Ba1”，连降八等至垃圾等级。1997年7月，泰铢发生危机，穆迪及标准普尔仍给泰国政府公债“A”等评级，直到10月才加以改变。更为滑稽的是，1997年11月23日，日本山一证券公司提出歇业申请，但穆迪于11月21日的评级报告，仍将山一证券长期债信评定为“Ba3”，直到当晚才降为“Caa1”级。同日，标准普尔只再将其列入可能降等观察名单，直到23日才紧急降为“CC”等级。难怪国际清算银行（BIS）认为，评级机构经常步市场的后尘。

    在美国本土，三大评级机构也备受质疑。自2001年底，一连串知名、巨型公司财务欺诈丑闻，使美国资本市场爆发了严重的信用危机，信用评级机构却反应滞后。连美国国会和联邦调查人员都出来指责信用评级公司的失职，没有在“大厦将倾”之前发出警告。安然公司造假始于1997年，而信用评级公司直到2001年底安然申请破产保护的前几天，才将安然公司的评级降低至“投资级别”以下。

    而且同一机构评级经常前后不一，不同机构评级往往存在显著差异，让投资者无所适从。例如在1997年对韩国的主权评级中，评级机构对风险因素的前后并不统一；当标准普尔将南非评为投机级别时，穆迪却维持投资级别；评级机构对欧盟主权货币联盟的有效性评级采取的方法也截然不同，穆迪着重税收收入和债务偿还使用同一货币，因此在1999年1月后给予欧元债务以更高的评级，而标准普尔与惠誉正相反，强调政府丧失了获得中央银行的帮助，因而降低评级。

    美国强权的新工具

    美评级机构凝聚着美国资本市场的力量、美国的国家力量，因此其市场权力得到极度膨胀，正以一种准规章的形式左右全球借贷市场。如某个企业、某种债券被美评级机构认定为“低投资级别”，那么养老基金及其他机构投资者对该企业及债券的投资就会受到限制，融资者为此要支付更高的利率。

    美评级机构作为一个公共服务机构，本只具有引导资本市场的服务性功能，然而美评级机构的权力不断膨胀，几乎充当金融市场的调节大师。实际上，评级机构已变相掌握了企业的生杀大权。

    美评级公司实质已经成为国际资本市场的监管者，但是在国际社会没有一个机构来监督美评级公司。专家预计，美评级机构对国际法规的制定和国际市场的影响将越来越大。巴塞尔委员会关于银行监管的法规中有一条新规定：评级机构对银行的信用等级评定，将决定银行法定准备金数额的多少。

    《纽约时报》曾经在社论中指称：“（美信用评级机构）是冷战结束后，除了美国以外，国际的另一个新强权”。其实，更为贴切的是，美信用评级公司已经成为美国强权的一个新工具。
例如，美国执意发动伊拉克战争，德国一直加以反对，两国的裂痕加深。2003年3月，德国企业接二连三地被标准普尔降低信贷评级，由此导致包括最大的钢铁制造商ThyssenKrupp在内的相关企业股价跌至有史以来的最低点。

    德社民党经济委员会领导人温德称，“近期的降级引起我们高度的关注，不排除德美紧张的外交关系甚至间接地影响了评级结果的可能。”十分“巧合”的是，澳大利亚权全力支持美对伊战争，标准普尔将澳外汇债务评级升至AAA最高级。

   偏颇的历史根源

    美国信用评级机构屡屡失信于人是有历史和制度根源的。

    评级机构一个重要评估标的是主权国家信誉，而评价主权国家信誉的一个重要依据是市场自由化，这是一个典型的“华盛顿共识”，是美国政府长期以来不断努力用各种手段推行的美国价值观。

    美评级机构的判断往往依据双重标准。对美本土市场存在的问题经常视而不见，而对他国尤其是美国不喜欢的国家的资本市场动态往往“明察秋毫”。在1995年英国巴林银行破产的同时，美国银行的金融衍生品不良投资高达23万亿美元，但三大评级机构都不曾降低美国银行的信誉等级。东南亚金融危机爆发后，马来西亚为了稳定经济，采取关闭外汇市场的断然措施，虽受美评级机构的口诛笔伐，然而事后却证明马哈迪尔的管制政策是成功的。

    美评级机构或根据被评估企业公布信息资料进行评估，或根据自己掌握的信息进行所谓独立评估。但实际表明，这两种根据的科学性都存在疑问。1992年，加州保险司长控诉标准普尔及穆迪先前给予倒闭的Executive Life保险公司不实且过高的评级，导致投资人的损失。至于评级机构根据自己掌握的信息进行所谓独立评估，其可靠性更加令人怀疑。

    中国金融安全面临威胁

    美评级机构在对中国主权信用和银行业评级时，总是戴着有色眼镜。

    多年来，中国经济高增长和良好发展预期全球为之瞩目，但2003年年底，标准普尔依然宣布维持其对中国主权信用评级10年不变的BBB级——“适宜投资”的最低限，同时宣布，除国家开发银行和中国进出口银行两家政策性银行外，其余的13家国内金融机构信用状况全为BBB以下（即“投机级”）。

    中国最大的资信评估公司——中国诚信证券评估公司总裁毛振华指出，评级本身是一个非常市场化的产物，现代评级业在评级原理、评级方法等技术层面都非常接近，决定评级的关键并不是技术手段，而是立场。正是因为立场问题，长期以来，美评级机构对中国主权信用评级都是带有歧视性的、不公正的。

    美评级机构通常每隔一段时间，就中国外币主权以及中资在港上市企业进行评级，每次评级都会引起香港股市震荡，由此导致恒生指数单日下跌曾达500点，类似一场“股灾”。鉴于美评级机构对香港金融市场的影响与日俱增，2002年7月，香港交易所与标准普尔签署合作协议，创立一系列以香港联交所上市股份为成分股的新指数系列。有专家认为，这是香港以金融主权出让，换取美评级机构“口下留情”，这种做法在当今国际实属罕见。

    美评级机构早就借助在香港的子公司和影响力，对中国大陆金融领域进行渗透。随着2004年标准普尔在北京代表处的设立，三大评级机构全面登陆中国市场。通过包括委托评级、私下搜集与收买中资评级机构已掌握的资料等在内的各种渠道，获取中国政府与中资企业（包括国防工业或与国防有关的企业）的信息。已取得独资经营地位的穆迪，其数据库中已有50多万家中国各级政府与企业的信息。

    与美评级机构“百年老店”相比，中国信用评级业才刚刚起步。2003年，具有中国权威机构资质认定的新华远东中国资信评级，首次对中国172家上市公司进行信用评级，其中54家企业获A级以上，此举并没有引起市场的重视。国际教训表明，美评级机构在一些国家的一言九鼎地位，主要是由当地舆论盲目追捧而形成的，而美评级机构一旦巩固在新市场的垄断地位，就能影响该国金融市场的稳定。

    鉴此，中国应提高警惕，学界与媒体应杜绝对三大评级机构的盲目追捧，消除企业与政府对其过度信任与依赖；效法欧日等国，限制美国评级机构的进入以及活动；鼓励和支持发展民族信用评级机构；积极开展地区与双边评级合作，积极防范美评级机构的危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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