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多年的市场经济实践和中国与国际信用环境、信用规则的现实差距，使我们认识到了改善中国信用环境，加快建设信用体系的必要性。中国政府和社会的各个方面正在思考和探索解决中国信用问题的方法。那么，什么样的方案更为有效呢？我们应该从影响中国信用环境的本质原因及其特殊性判断中寻找答案。

    信用属于金融范畴。高度发达的资本市场形成的信用关系是西方国家信用制度的基石。中国信用关系的主流则是企业间的交易行为。企业三角债的长期存在和扩大化，以及反映这一状况的信息缺失与“保密”，使很多经济活动及具体交易都是在信用信息不完全和不对称的条件下进行的，这使得经济主体的交易成本和机会成本都大大提高，进而产生了其行为扭曲，市场异化，甚至产生“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的可能性，从而孕育着金融风险。在中国，企业信用是影响整个社会信用的主导因素。因此，我们应该从解决市场经济活动主体——企业的信用入手，著名信用评级机构安博尔全面推行“企业信用标识制度”，使反映企业信用状况的信息公开化、透明化，用市场的力量约束企业的信用行为。而实施这一方案的关键是需求，是谁来使用企业的信用信息。显然，依靠资本市场发展渐进地创造信用信息需求的西方式道路，难以解决中国经济高速发展和融入世界经济对信用及信用环境改善的迫切要求。

    由政府主导、各方配合从制度上创造对企业信用信息的需求，进而示范性地引导市场对企业信用标识的认可，是加快中国信用体系建设进程，缩短中西方信用环境差距的有效途径。中国政府、行业组织、金融机构等社会力量在这方面是完全可以有所作为的。例如，可以规定在经济调控、投资、招投标、监管、融资、上市、企业扶持政策以及进入资本市场和一般交易市场时使用企业信用标识。与中国其他经济社会改革比较，这一举措的操作难度小，成本低，收效巨大。重要的是取决于政府的决心。

    通过权威信用评级机构评级，给出企业信用标识是实行上述设想的必要条件。信用评级是技术密集型行业，唯有适合中国经济发展现状，且接轨国际的信用风险评估技术体系和信用分析师长期的专业实践经验积累，才能保证提供信用信息的可靠性。我们在推进中国的信用体系建设进程中，一定要遵循信用评级信息产生的特点规律，从严管理，支持权威评级机构。我们需要注意的是:

    （1）中国信用评级机构的发展不能再走其它中介机构先乱后治理的老路，不合格机构进入评级市场势必导致虚假信用信息的泛滥，给本已十分脆弱的中国信用基础带来灭顶之灾。

    （2）防止因利益驱使产生信用评级市场的部门保护、地方保护。这样的保护不可能使权威评级信息得到有效传播和使用。

    （3）实现信用评级信息的一致性、可比性。

    毫无疑问，中国的信用体系建设是一个长期的任务，一个融入国际的信用体系的最终建成要依赖于市场经济的充分发展。但是，企业信用标识制度和政府主导的企业信用信息的需求性创造是我们实现这一目标的起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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