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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用建设的“囚徒困境”

来源:浙江经济 2008-05-05 18:04:05

当我们把著名的“囚徒困境”运用于信用分析时就会发现在一次博弈中理性经济人的选择必然导致失信行为的产生。走出信用建设博弈困境的根本出路在于改变游戏规则,而重复博弈则是建立信用关系的必要条件。现阶段要重建信用,必须按

    当我们把著名的“囚徒困境”运用于信用分析时就会发现在一次博弈中理性经济人的选择必然导致失信行为的产生。走出信用建设博弈困境的根本出路在于改变游戏规则,而重复博弈则是建立信用关系的必要条件。现阶段要重建信用,必须按“重复博弈”的要求对信用建设进行新的制度安排。

    信用是现代市场经济的生命

    什么是信用?信用是指一种建立在授信人对受信人偿付承诺信任的基础上,使后者无须付现即可获取商品、服务或货币的能力。现代市场经济从根本上说就是一种契约经济,市场经济主体之间的关系是一种授受信或委托代理关系,而无论是契约还是授受信或委托、代理关系,都建立在信用的基础之上。

    从历史上看,现代市场经济是信用发展的产物。从某种意义上说,人类社会的发展过程,就是分工深化和市场扩大二者之间的互动过程。而信用正是分工深化和市场扩大的伴生物。最初的商品交换是以物易物,之后货币的介入使交易较之物物交换容易达成。但是,一手交钱、一手交货的要求也常常得不到满足,为了克服这种不便,卖主往往同意买主在未来约定的时间再行付款(即赊账)。这样,物流和货币流在同一时点发生的交易方式就被以信用为中介的交易所取代。后来,信用超出了商品买卖的范围,出现在借贷活动和其他一切市场经济活动中。银行信用、商业信用、政府信用可以说充斥了市场经济的角角落落、时时刻刻。

    当今世界已步入全球化时代。中国也已成功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这个市场化国家政府俱乐部已将信用奉为其一整套市场游戏规则的基础。从世界范围来看,发达的市场经济国家无一不是信用(包括信用制度体系、信用工具、信用中介、信用评估、公民信用意识)发达的国家。

    “囚徒困境”与信用风险的产生

    然而,信用又蕴藏着风险。在信用制度不全、信用意识淡薄时,信用风险的产生可谓无法避免。经济博弈论中的“囚徒困境”可以说是解释信用风险产生的一把绝好钥匙。下面我们运用“囚徒困境”的模式分析两个厂商在“倒爷”诱惑下的违约和守约的博弈行为:

    假定有甲、乙两个厂商,他们签有100个单位标的的商品购销合同。在合同即将履行前,来了一位“倒爷”,他分别对这两个厂商的主要负责人施以小利并游说它们:如果甲厂商将商品销给“倒爷”则甲厂商可获得120个单位的收入,但乙厂商则不得不以更高的价格获得这些商品从而使它的获益减少至60个单位;或者如果乙厂商从“倒爷”手中低价购入可获得120个单位的收益,但甲厂商则只能低价出售从而使其获益减少至60个单位;或者两厂商同时违约分别从“倒爷”手中购销该产品从而使“倒爷”获取渔翁之利,致使双方获利都降至80个单位。下面的得益矩阵形象地列出了甲乙厂商的得益情况:

    博弈论的假设前提是甲乙厂商都必须是经济人,以追求自身利润最大化为目的而且不能控制对方的决策。这种情况下甲乙两厂商该如何做出守约和违约决定呢?

    让我们先分析甲厂商的选择:假设乙的决策为守约的话,那么,甲选择违约可得益120个单位,比选择守约得益的100个单位要多;如果乙的决策为违约的话,甲选择违约可得益80个单位,比选择守约得益的60个单位要多,因而,无论乙选择什么,对甲而言的最佳选择都是违约。这种分析对乙而言,得出的结果也必定是不论甲如何选择乙都选择违约。综合两个人的决策,他们的最优决策组合就是都选择违约,从而使得双方本该得益最大化的守约行为变为同时降低获益,最终使得资源浪费和效率降低。

    古典经济学家亚当·斯密告诉我们,以追求个人利益最大化的每一个理性经济人通过其“自私自利”的经济行为将导致社会福利的最大化;然而,经济博弈理论告诉我们,在非价格因素和博弈双方信息不对称的情况(更贴近现实生活的情况)下,个人的理性行为导致的结果往往是社会的非理性。上述例子说明了,正是由于经济人的理性行为,导致了社会信用的丧失和社会资源的浪费。 重复博弈的信用分析

    博弈理论认为,改变竞争规则是赢取博弈的根本出路。通过重复博弈对信用建设作出合理的制度安排规范博弈双方行为,同样可以使理性经济人降低交易成本、合理配置社会资源、使其“自私自利”的行为最大限度地增进社会福利。

    上述“囚徒困境”,说的是一个非常特殊的例子,它只允许这两个囚徒做一次这样的决策。如果同样的两个囚徒经过多次博弈之后它们采取合作的态度则逃避法律制裁的可能性会大大增强。有一个典型的例子就是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前线战士们自发产生的“自己活,也让他人活”的原则。当时前线战壕里的军队约束自己不开枪杀伤人,只要对方也这么做。使这个原则能够实行的原因是,双方军队都已陷入困境数月,这给了他们相互适应的机会。

    重复的“囚徒困境”之所以能产生上述效果,因为它从根本上解决了以下几个问题:

    1、重复博弈使得博弈双方都在更大程度上了解了对方的信息,使得更多的私人信息变为博弈双方的公共信息;

    2、重复博弈使得“以牙还牙”式的报复得以实现。“以牙还牙”式的报复指的是博弈一方永远不先背叛对方,而且还会在下一轮中对对手的前一次合作给予回报,但它也会采取背叛的行动来惩罚对手前一次的背叛。

    对于信用问题,我们也可以做同样的类比分析,如果甲乙两厂商做的是一次性买卖,双方都选择违约绝对是他们最佳的选择;如果这两厂商是长期的合作伙伴关系,一方面他们有足够的时间来对失信行为进行以牙还牙式的报复,使失约方明白博弈中失信行为最多只能占一次便宜,而且这一便宜是以长期损失为代价的。一般而言,只要失信行为的短期利益小于长期利益的话,作为理性经济人的厂商是不会作这种决策的。另一方面他们也有着相当长的时间来表达自己的诚意,树立自己的声誉,减少道德风险,降低交易成本,从而以较低的边际成本获得较高的边际收益。因而以彼此间的信任为基础而进行的重复博弈所形成的合作关系终究会维持下去。 创造博弈条件重建社会信用

    我国以市场化为取向的经济改革脱胎于计划经济,经济意义上的信用基础非常薄弱。时至今日,信用贫困,已成为制约中国经济和社会发展,并进而阻碍中国全面融入国际社会的历史进程,影响中国国际竞争能力的重大问题。因而走出信用建设悖论,重建社会信用成了全社会最为热门的话题之一。根据经济博弈理论,重复博弈是走出信用建设悖论的必由之路。在现阶段,要重建社会信用,必须按“重复博弈”的要求对信用建设进行新的制度安排:

    理性经济人行为的长期化。信用体系的基础是各种具有民事行为能力的微观经济主体(自然人和法人)。微观经济主体行为的短期效应是我国经济改革中的一个极为普遍的通病,正是在一锤子交易中,信用遭到了极大的破坏。经济主体行为,首先要求经济主体必须是自主的经济人,时刻以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为目标。对国有企业而言,明确产权关系,合理构架公司治理结构是首当其冲之事;其次要求我们的法人不再掌握在寻求短期政绩的经理阶层和政府官员手中;第三要求我们的政府行为长期化,在引导和调节市场时要多采取一些放水养鱼的财政、税收和金融政策,切不可竭泽而渔。只有长期存在的理性经济人,才可能有永不间断的重复博弈。

    建立包括所有社会成员(法人和自然人)在内的信用信息资料库并向全社会公开。大量私人信息的存在和信息的不对称,是“囚徒困境”产生的基本前提。让博弈双方拥有对方更多的公共信息,使重复博弈在合作的基础上进行得更久。人民银行在全国范围内推广的信贷登记咨询系统,可以说是建立信用信息资料库并向社会公开的一个很好尝试,只可惜目前它还只有企业信息而没有个人信息。这种信息资料库将使博弈方更好地树立自己的声誉,又可以让博弈的另一方更好地了解自己。

    加强市场监督体系的建设,动员全社会力量来监督失信行为。对失信行为的监督惩罚是信用建设极为关键的部分。在重复博弈中对失信行为的惩罚是通过“以牙还牙”式的报复来实现的,这毕竟会影响当事双方的经济效益。动员社会力量监督失信行为,可以更有针对性地对失信者进行惩罚。

    健全的信用法律体系,是保证上述条件实现的重要前提。市场经济是法治经济,因而要规范经济主体的信用行为和信用关系,没有健全的法律作为保障是不可能得到实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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