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球时报》“国际论坛”最近发表了多篇关于中国人缺乏诚信的讨论。笔者对于这场讨论中出现的“比较诚信学”存在一些疑惑。 外国人就真的那么讲诚信吗? 第一个疑惑是,外国人就真的那么讲诚信吗?有
《环球时报》“国际论坛”最近发表了多篇关于中国人缺乏诚信的讨论。笔者对于这场讨论中出现的“比较诚信学”存在一些疑惑。
外国人就真的那么讲诚信吗?
第一个疑惑是,外国人就真的那么讲诚信吗?有人断言“相比欧美诸国,甚至相比儒家文化圈内的韩日两国,缺乏诚信的情况在中国的确最严重。”然而,他们是怎么知道“欧美诸国”和“韩日两国”的诚信情况的?既然要比较,诚信程度是怎么度量的?不同国家的人在什么场合下讲诚信,在什么场合下不讲诚信?在什么时候讲诚信,在什么时候不讲诚信?诚信和不诚信的外部条件是什么?有人喜欢引用名人的话来证明诚信的程度,但这些名人的说法本身不能全都作为根据,至少还需考察他们说这些话时依据的是什么。人们过去曾将亚里士多德的话作为根据,但亚里士多德也犯过不少常识性错误,即使伟大如亚里士多德的名人,其说法也未必句句都是真理。
可以肯定的是,外国人,比如美国人,绝对不像我们有些人所描述的那么讲诚信。那些在美国转了一圈就回来,然后描述美国是如何的一个“君子国”,人际关系如何“和谐”、“简单”的人,根本连美国人际关系的边都没挨上。还有的人,在美国呆的时间要长一些,也许还有了一定的地位,即使如此,他们也未必能真的进入美国主流社会的人际关系圈,怎么可能做出有说服力的比较呢?可以说,他们的比较只不过是一种盲目的崇拜。
其实,要想知道美国人是不是那么讲诚信,我们不仅要听中国人说的,也应当听听美国人自己说的。只要看一看美国的报章、杂志,乃至电影、小说,就知道那个“美轮美奂”的“君子国”其实是不存在的。
我们很难比较中国人和欧美人或韩日人谁更讲诚信,或者说比较也可以,但最多只是一种说法,一种参考,必须明白这种比较里面的局限性或不准确性,否则,一味地讲中国人没诚信,害莫大焉。从大处讲,这会使中国人盲目崇拜外国而盲目厌恶自己,这于国家民族的生存与发展不利。如果一些专家、学者从外国人都是讲诚信的、外国都是君子国的假设出发去提出一些经济、外交、安全策略的建议,那就更加危险了。从小处讲,盲目地相信 “外国人比中国人更讲诚信”、“外国人比中国人更浪漫”,“外国人比中国人更……”等论断,也会使自己吃亏。
中国人就没有“超越意识”吗?
有人说:中国人之所以缺乏诚信,是因为中国人缺乏“超越意识”,“太注重现实”,而这又是儒家造成的,因为孔子说:“未知生、焉知死。”要说明中国人是否缺乏“超越意识”,首先得确定所谓“超越意识”是什么意思。一些人提出的所谓的“超越意识”是相对于“现实”的人生态度的。这话笔者就不明白了,虽然孔子说过这个话,但孔子的一生在干什么?他为了“克己复礼”的理想执著地奔走了一生。除了他之外,还有他的学生们:“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亦不改其乐”的颜回;“君子死而冠不免”,遂“结缨而死”的子路。你能说这些都是“很现实”的行为吗?
无论是从孔子及其弟子的生平看,还是从儒家经典所提倡的道德观看,讲孔子乃至儒家缺乏“超越意识”是说不通的。不仅如此,仅仅在几十年前,中国人还是非常有“超越意识”的。在“文革”期间,固然有为了极其现实的目的捞取政治资本的人,但很多却是真诚地为了革命的理想。这难道不是“超越意识”吗?当然那时的“超越意识”没有走对路子――其实,从那时的“超越意识”没有走对路子,“透支”了“超越意识”,去解释中国人今天的缺乏诚信,都比从“文化的深层结构”之类的大胆猜想去解释更靠谱。
另一种更狭窄一点的定义是“世俗生活之外的‘超越意识’、‘终极关怀’”,或者更狭义地说,就是“宗教对精神的提升”。据说中国人是缺乏这些的。但这最多只是一家之言,而且远远不是定论。笔者认为,无论是儒家,还是中国的其他一些思想流派,都不乏“世俗生活之外的‘超越意识’、‘终极关怀’”。更为重要的是,宗教信仰导致诚信的因果关系并不是那么确定。我们应该仔细读一读像《十日谈》、《坎特伯雷故事集》这样的西方经典,看看西方人自己是怎么描绘西方世界那些表面上笃信上帝,骨子里却男盗女娼的假“诚信”现象的。
其实,我们应该更多地去留心中国人特有的诚信方式。比如,中国民间仍旧在运用的传统的民间信贷方式,这些传统的民间信贷方式,在一些国家的华人社区很流行。它使一个普通的、几乎一文不名的中国人能够迅速地开起买卖,这常常使外国人惊叹不已。而这种传统的民间信贷方式所依赖的恰恰是高度的诚信。
可以参考欧美的制度建设
相信欧美人比中国人更讲诚信的人忘了最关键的一点:欧美的政治哲学恰恰是假设所有的人天生都不讲诚信,所以,要依靠制度而不是依靠人自己的诚信。制度建设对头了,人不得不讲诚信,或者说你不讲诚信也没关系,将你绳之以法就行了。
我们自然不必在西方国家后面亦步亦趋。我们的文化比较强调教化的作用,这是我们可以继续坚持的。但教化不能完全代替制度建设,这一点我们确实有必要参考欧美的哲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