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所认识的经济学，以我的亲身经历而言，当下正遭遇着两个不幸：一个不幸是杨小凯教授的去世，另一个不幸是经济学正在遭受着前所未有的信任危机。

    先说杨教授的去世。以杨教授在国内外经济学界的地位，我是不够资格来写文章悼念他的，因为我充其量只是他教过的千百学生中的普通一个，且是只有一课之缘而已。记得大概是2001年的什么时候，杨教授应我的导师———北大的胡坚教授之邀，来给她的十几个学生上了一堂超边际经济学的课。我不但仔细听了这堂课、参加了课间的讨论，还和大家一起受到教授的当面邀请，参加其在加拿大举办的“超边际夏令营”。在这堂课上，杨教授生动地介绍了他和另外一位经济学家共同创立的“新兴古典经济学”之核心：超边际经济分析方法。他运用一个汽车厂商和城外超市的例子，论证了为什么按照超边际的观点，在某些情况下，汽车厂商的边际收益会递增。

    这个瘦而朴实的来访教授给我的印象好极了。但那时，我不知道，也许他本人也还不知道，大概在那时教授已经患上了肺癌。我其时并不了解这位老师曾在文革期间遭受十年牢狱之灾，也还不知道他在国外经济学界的影响不弱于我所欣赏的另一位华人经济学家张五常，只不过杨在坊间不像张那样广为人知。后来又读了一两本杨教授写的书，知道他在国外编杂志、写书、广教中外子弟，很忙碌，也很有成就。但是，真正觉得这个人可亲、可敬，是在这个周末读到关于他去世的消息以及相关的通讯和回忆文章，才对他有了更多的了解，知道他的死称得上天妒英才。

    更令我惭愧的是，我曾经因为对杨的课堂印象，以为教授的思想、行事一如其相貌之平和、平常。殊不知这位早在20岁的年龄上，就写出了“中国向何处去”这样的石破天惊之作；在年至不逾之时，仍会弹出“后发劣势”这样的逆耳之言。与“国内很多哗众取宠、政治宣传式的经济研究”（杨语）不同，在杨的身上可以看到治学的严谨和独到、独立的观点。这样一个卓有建树、特立独行的经济学家的去世，不能不说是当今经济学界一大损失和不幸。

    经济学最近的第二个不幸，恰好就是杨教授的风格的对立，即经济治学的粗放、观点的芜杂和随波逐流，以及一批被经济的屁股所指挥的脑袋。换句话说，我们正在经历着严重的经济学紊乱症，以及不断蔓延的信任危机。

    回想一下，去年以来关于紧缩的争论余言犹在耳际，我们就突然转入了另外一个膨胀时代；在局部过热和整体过热还没有辩明的时候，我们据说又被“调控”进了一个说不清“冷热”的下半年———明明是一盆馅，却包出了两样饺子，你信不信这个褶（哲）？

    最近的惊人之语来源于几位活跃的青年经济学家：现在我们不但不知道该踩刹车还是该踩油门，甚至我们都不知道中国经济这部新车的刹车和油门在哪里。问题之玄，就好比去问那包饺子的大嫂：是把这饺子陷包进皮儿里头，还是包在那皮儿外头？也好比去问那股评家，你说1400点是个“锅底”还是个“锅顶”？
我大约一个月前写了篇杂文，判断中国经济宏观调控的市场化阶段即将到来，现在看，这个阶段可能会来得稍微慢一点。为了这个阶段的到来，我曾在文章中建议要重温一下经济学原理，现在对这个建议我也有点犹豫。

    要是经济学连这点“饺子皮儿”的事情都说不清楚，还劳神温习它干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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