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调研的过程中，有两句话引起了我对政府与经济发展关系的思考　

    前一段时间我去福建调研。福建是一个民营经济很发达的省份，而其民营经济，主要集中在闽东南一块，其中又以泉州最为发达。我们这次调研的对象便是闽东南的民营经济与区域发展。在调研的过程中，有两句话引起了我的思考。 　
　在福州的时候，一位民营企业家提起泉州官员与福州官员的差别，他说：“你想请客，泉州那边的官员一般不轻易来，他要肯来，说明对你要办的事有把握，他才来；而福州的官员就不一样了，你请他，他就来，至于事情办不办得成，则是另外一回事”。　

　另一句是福建的一个官员讲的。他是我的一个校友，自北大毕业后，已在地方呆了许多年，对福建的经济非常熟悉。他提到石狮与晋江。石狮与晋江都隶属泉州市，而石狮的名气很大，尤其在1990年代初那里是经济体制改革的一个试验区，当年参观的人特别多，据说多的时候达到一天五六万人，后来发展速度慢了下来，被比邻的晋江超过。他认为，石狮的问题不是别的，就是领导换得太频繁。　

    这两句话引起我对政府与经济发展关系的思考。福州与泉州、石狮与晋江，两者所处的地理位置、人文环境大体相同，我们应该可以假定，两个地方的企业家所面临的市场上的机会集合，以及企业家的素质应当没有太大的差别，所以造成地区之间经济发展速度的不一致，恐怕与政府的作用有很大的关联。　

    鼓吹经济彻底自由放任的说法，其实是不负责任的高论空谈。

    经济发展的过程中，真正的问题并不是政府是否应该干预经济，而是如何干预经济。某些经济学家认为，政府的惟一职责是界定好产权，其余的事便让市场那只“看不见的手”去做好了。这种说法与那种“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的主张一样，更多是一种口号，而不是切实可行的经济政策。　

    西方学者中，主张财产绝对不可侵犯的，大抵属自由意志论者

    （libertarian）。而这种主张在自由意志论中，也属极端一类，其根据往往不值一驳。有兴趣者，可参看哈德逊 （Richard Hudelson）的《政治哲学》有关自由意志论的一章。在政府经济行为方面，以美国为例，其政府对经济的干预也占很大一部分。所以斯蒂格利茨在他的《经济学》的第一章并不把美国经济称之为自由市场经济，而名之曰“混合经济”。美国尚且如此，中国自不待说。经济既处于赶超过程之中，那种鼓吹彻底自由放任的说法，其实是不负责任的高论空谈。　

    经济发展既然离不开政府，政府所要扮演的角色便至关重要。政府值得大家关注的东西很多。像各种产业政策，就有许多人研究，而且日益仔细深入。另有一个值得大家关注的方面是制度。制度比政策要稳定，经济学中研究制度的学问，称为制度经济学，在中国学界的影响尤其大，渗透到各门社会学科之中。 　
政府实不限于政策与制度，其中政府官员，也起了很大的作用。政策需要政府官员来执行，而制度中很大部分就是官员们制定的。因此，政府官员与政策、制度并不完全对立。但政府官员毕竟不等于政策、制度，他有素质、能力、意识形态、经验等等相对独立的内容。本文所强调的是政府官员的信用。我有一个不成熟的见解：在制度、政策等因素既定的情况下，政府官员的信用对于区域经济发展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何以见得？容我慢慢道来。　

    私人资本市场，对于民营经济的发展，起了不可低估的作用　

    这二十几年来，中国经济处于一个高速发展的阶段。对于厂商来说，这意味着市场机会的巨大。而要抓住这机会，实现企业的发展，对于企业家来说，首要的一步是如何获得足够的资本。这有两种基本方式：一种是靠自己积累，一种是去资本市场筹措。我们听到过许多自称从不借贷，纯粹靠自己积累来实现企业发展的故事。但真正分析起来，其实这类事例很少，很多企业家在企业创办初期便向亲友借过贷，还有许多企业家回顾企业的发展历程时，往往特意说明在某个时刻的一笔贷款是如何重要。因此，那些目前做到几十、几百个亿的企业家，都或多或少涉足过资本市场（这里的资本市场取其广义，并不限于股市，甚至也不限于银行、信用社，还包括私人借贷）。　

    我们可以断言，那些不进入资本市场的人，绝难获得成功。市场机会稍纵即逝，成功的企业家与不成功的企业家的区别就在于谁能筹措到资本。哪个地区的民营企业能筹措到更多的资本，这一地区的经济发展就要快于另一个地区。这个问题，对于中国的民营企业来说，尤其富有现实性。　

    民营企业家可以进入两种资本市场。一类是私人性质的资本市场。企业家向亲友借贷，或者几个熟悉的朋友合伙办企业，其实质就是一种资本市场。这种资本市场在本质上是私人的，它的信用依赖于人们的血缘或者亲缘、地缘关系。从其社会环境来看，这种资本市场主要存在于农业社会里。这种资本市场与现代资本市场的区别在于：它不具有扩展性，社区或亲友关系之外的人，就很难从中筹措资本。但这种资本筹措对于身处其中的人来说，其交易成本却很低。　

    罗伯特·汤森（Robert Townsend）《乡村和区域经济结构的含义》对这方面有过研究（见《契约经济学》）。他的研究主要针对东南亚的贫困地区，农民的私人借贷关系是零散的，其主要目的在于农业中的风险熨平。这种私人资本市场对中国经济发展却有着不同的意义。许多民营企业家就是在这种资本市场中筹措到创业资本的。闽东南地区因为是侨乡，几乎每家都有海外关系，我们遇到的许多企业家就是靠华侨的寄款开始办厂的。这种华侨关系实际上就是一个巨大的私人资本市场，对于闽东南的经济，尤其是民营经济的发展，起了不可低估的作用。　

    但是私人资本市场的市场容量很小，供给根本无法满足需求。对于民营企业来说，仅仅依赖于这种私人资本市场，势必影响其总体规模。因此它们还必须进入另一种资本市场。这种资本市场就是银行、信用社、证券市场等现代金融机构。它是现代经济的产物，并不依赖于那种私人性的特殊关系。因此，它具有可扩展性，在交易时仅仅依据风险、利润等等预期以及信用而不是私人关系。但是这种现代资本市场所提供的产品并不是免费的午餐。要获得贷款、发行债券或配售股票都要耗费交易成本。　

    资本的需求远远大于供给，贷款的权利相对于民营企业来说，便形成了一种“租金”　

    对中国的民营企业来说，通过债券和股票来融资，那只是极少数凤毛麟角的企业能够做得到的事，可行的方案是从银行或信用社贷款。由于体制和政策的原因，民营企业在贷款上是受到歧视的，至少过去相当一段时间是如此。国有企业相对而言，更容易得到贷款，而民营企业则难得多，因此资本的需求远远大于供给，贷款的权利相对于民营企业来说，便形成了一种“租金”。　

    很自然地，民营企业便去“寻租”。在经济改革过程中，政府官员事实上对能否贷到款具有很大的影响，因此，寻租的对象并不仅仅限于金融机构的工作人员，而更多地是政府官员。一份对私营企业主的研究指出：私营企业获得贷款的比例相当高，超出一般人的估计。可以想见，很多当时并不符合政策的民企贷款是通过“寻租”来实现的。　

    由于民企的产权清晰，相对于国有企业来说，民营企业家有更大的动力把企业办好，其竞争力比国有企业普遍要高。有位企业家这么对我说过，他选择投资项目时，就看该行业里国有企业多不多，如果只有两三家国有企业，就不进入；如果有几十家，进入一定赚钱。可以推断，民营企业家的风险意识要比国有企业的老总更强，资本在民营企业能够得到更有效地使用（这当然并不排除某些民营企业家的机会主义行为，如恶意拖欠贷款等）。　

    从这个意义上看，民营企业通过寻租来获得贷款，这实际上是一种帕累托改进。在整体的经济制度尚未改变的情况下，官员们参与了这种寻租活动，在总体上改进了社会福利。亨廷顿认为腐败是社会的润滑剂，其意义也在于此。当然，这种对寻租的肯定评价主要限于体制转轨时期，尤其是初期。　

    寻租成本的高低，直接影响民营企业在资本市场中的资本筹措，并最终影响这一地区的经济发展　

     我们可以根据前面的论述推断，在体制转轨的早期，如果哪个地区有更多的寻租活动，哪个地区的经济就有可能更活跃一些。这话有些不中听，但与中国的现实相比照，我相信是成立的。寻租活动的多少，很难统计得出。但我们可以从其他方面来推断。我们去石狮的时候，政府官员向我们介绍：晋江虽然大的企业多，但资金积累要比石狮薄，整个GDP达200多个亿，贷款就有100多个亿，而石狮的贷款不超过2个亿。当地政府官员是以此为自豪的，而我听了，却不是滋味。　

    可以设想，在经济体制改革早期，许多民营企业家在创业之初，一定亟需资本。当从私人资本市场已经无法筹措到资本的时候，他必然会想到金融机构。他计算了寻租的成本与收益之后，决定拿出一笔钱来打通关系。这种思虑，对各个地方的民营企业家应该都是一样的。但是并不是每个地方的政府官员都一样。有的地方政府官员讲信用一些，有的地方政府官员就出尔反尔，所以不讲信用可能有各种原因，不一定就是他个人品质不好。由于官员信用低，对于民营企业家来说，他所要承担的寻租风险就大。他寻租的预期收益减少，所进行的寻租活动自然就少了。　

    石狮的情况又有所不同。石狮的党政领导换得频繁，我那位校友认为，这导致经济政策的频繁变动，没有连续性，从而影响了石狮的经济。党政领导换得频繁，对于民营经济来说，其影响倒不在于政策的改变，而在于增加了寻租的风险。因为中国当前的许多寻租在本质上是针对个人的，是建立在私人关系之上的一种活动。党政领导一换，实际上往往造成下属的更换，或至少使下属不敢随意创租。而民营企业的寻租风险也随之加大，寻租成本增加，这势必影响民营企业在资本市场中的资本筹措，并最终影响这一地区的经济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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