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治余杭”评估组邀请香港大学教授戴耀庭、浙江大学教授钱弘道，探讨余杭法治指数的出台。评估组将借鉴香港的经验，客观公正地对余杭法治水平作出评价。据悉，余杭法治指数预计5月至6月出炉。法治指数的推出在内地尚属首次。(4月6日人民网)

    近年来，随着中国经济与社会的发展，各种指数颇多。3年前，深圳曾公布了一套城市文明指数，包括关爱指数、幸福指数、人文指数、安全指数、诚信指数、环境指数、廉洁指数等。赞叹之余，“法治指数”的缺失也一度成为人们讨论的重点。其后，深圳市法制办提出法治政府的量化指标和细化要求，以此评价和推动深圳建设法治政府的目标。

    从这方面说，“法治余杭”的推出是各地量化法治政府的一个细节，同时因其先行而被赋予了一定的时代内涵。法治建设的成败得失是当下社会转型的关键。“法治指数”是对一个地区法治水平的评价，法治被“量化”的背后，既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民意，也为社会治理提供了可供参照的标准。     

    如有专家指出，法治余杭指数成为了余杭经济社会发展的“晴雨表”。该评估体系不仅可以衡量法治建设的进度，而且可以发现和防止倒退情况的发生，具有引导功能、评价功能、预测功能，可以作为蓝本，为其他地区所借鉴。

    应该看到的是，“法治指数”的推出更需要地方政治文明的养成。“法治指数”不仅测评法治方面的制度化基础、立法与法律法规的执行和管理细节，也测评其自身的合法性和可操作性。显然，作为一项全新的社会评估工程，社会对“法治指数”的社会性与独立性有更高期待。这些要求无比重要。就在几个月前，有关部门公布了2007年全国群众安全感调查主要数据公报，其中“逾九成中国人认为治安环境安全”的结论引发争论。究其原因，公报缺乏独立的社会评价影响其公信力。

    简而言之，“法治指数”的建设不能“疑似”政府部门为自己“发奖状”。否则，人们有理由担心，“法治指数”会因渐失公信力而失去实质意义。“法治指数”一旦成为地方政府官员竞相追逐的形象工程，为了达到“法治指数”虚高的目的，法治甚至可能会因指数“喧宾夺主”而被破坏，最终与其初衷相违。

    进一步说，相较于以前的“官方指数”或“准官方指数”而言，“法治指数”在创建伊始应更注重独立性和社会性，即为社会监督和规范权力提供一种维度，使之成为有效的规范政治运行、推进社会转型的外部力量。这恰恰是公信力的精神来源，也是“法治指数”建设的重要一环，更是香港“法治指数”得以成功运行的关键。惟其如此，“法治指数”才能更客观地成为测量政府行为与法治运行的检验标准、价值参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