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诚信是伦理的基础

　　所谓伦理,最一般地说就是"人伦之理",即"做有道德之人的道理"。那么,"做有道德之人的道理"又是什么呢?当然包罗万象,但诚信即是其中重要一种。孔子曰:"人而无信,不知其可"【《论语·为政》。】、"民无信不立"【《论语·颜渊》。】;孟子说:"诚者,天之道也;思诚者,人之道也。"【《孟子·离娄上》。】这些都强调了诚信之于做人的根本意义,可以说,有道德之人必是诚信之人,无诚信之人不成之为人。

　　做人做人,顾名思义,人不是天成的,而是做成的,是在做事中做成的。人所做的一切事情都是为了做成人,可谓事在人为,事就人成,人不做事做不成人。在人所做的一切事中,最主要、最基本、最普遍的就是经济活动,因为人是一种物质性存在,依赖物质消费而存在,必须首先解决衣食住行然后才谈得上其他一切,这样,经济活动构成了人们的日用常行。人总是从事着经济活动,人在经济活动中做得怎么样,做人就怎么样,人们的经济活动成为了检验做人的试金石。经济活动是利益本位,关乎人们的切身利益和立足之本,是对做人的最严峻考验。因此,做有道德的人就要求做诚信的人,做诚信的人就要求在经济活动中做诚信的人。考量一个人是否诚信就看他在经济活动中是否诚信,只有在日用常行中诚信,在大是大非、利害攸关、得丧变更面前是诚信才是真正的诚信。信用中国我们共同打造ccn86.com由于经济活动是人的基本活动,因而决定了人具有"经济人"的本性,即私利至上,富有理性,计较投入产出,追求自身利益的极大化。传统经济学对这种"经济人"笃信推奉,视为圭臬。但实践证明,这是不充分的,已日益引起人们的反思批判。1998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阿马蒂亚·森就明确指出:"随着现代经济学的发展,伦理学方法的重要性已经被严重淡化了。被称为'实证经济学'的方法论,不仅在理论分析中回避了规范分析,而且还忽视了人类复杂多样的伦理考虑,而这些伦理考虑是能够影响人类实际行为的。"【阿马蒂亚·森:《伦理学与经济学》,商务印书馆2000年版,第13页。】他认为经济学有伦理学的根源,"经济学与伦理学的传统联系至少可以追溯到亚里士多德,"对于经济学来说,有两个中心问题尤为根本:第一个问题是关于人类行为的动机问题,它与'一个人应该怎样活着?'这一广泛的伦理道德问题有关……第二个问题是关于社会成就的判断……它可以使社会成就的评价更富伦理性,而且必须使用更广泛的伦理观点来判断究竟什么是'对个人有益的东西'。"【阿马蒂亚·森:《伦理学与经济学》,商务印书馆2000年版,第9-10页。】因此,"经济学问题本身就可能是极为重要的伦理学问题"【阿马蒂亚·森《伦理学与经济学》,商务印书馆2000年版,第16页。】,仅用"经济人"的假设说服不了许多经济学问题,而要改变这种情况,"经济学,正如它已经表现出的那样,可以通过更多、更明确地关注影响人类行为的伦理学思考而变得更有说服力。"【阿马蒂亚·森《伦理学与经济学》,商务印书馆2000年版,第15页。】

　　人性是丰富复杂的,不能简化为"经济人",从事经济活动的人不仅是"经济人",经济活动所要求的人也不只是"经济人",纯粹"经济人"所进行的经济活动是铜臭的、冷酷的、冲突的、反人性的,纯粹"经济人"会妨碍、扭曲经济活动,甚至最终没有经济活动。经济活动不仅是经济问题而且是伦理问题,经济活动所要求的人不仅是"经济人"而且是"道德人"。

　　人按进化程度可分为"自然人"、"经济人"和"道德人"。其中,"自然人"是"人之初",是生来人,本色人,无知无识,不分善恶,是有待进化的人,是尚未做成的人;"经济人"已如前述;"道德人"是富有道德,有利他精神,已做成的人。"自然人"会自然进化为"经济人",但人如果仅停留在"经济人"阶段,那就还未完全做成人,做"道德人"是做人的最高境界,"经济人"应该进化为"道德人",从"经济人"进化为"道德人"是一个飞跃,"经济人"要进化为"道德人"要经过无穷的教化,其中,诚信就是重要的一种。在儒家经典《大学》中,"诚意"作为"八条目"之一,成为连接"格物"、"致知"与"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重要环节,不能"诚其意者",不能"正其心",不能"正其心者",不能"修其身",不能"修其身者",不能"齐其家",不能"齐其家者",不能"治其国",不能"治其国者",不能"平天下",诚信具有促进道德内省、行为修养、家庭和睦、国家大治和天下太平的重要功能。诚信的这种承上启下的功能后来被许多人加以强化,如《中庸》曰:"天地之道可一言而尽,不过曰诚而已。"周敦颐把诚信称之为"五常之本,百行之源"【《通书·城下》。】,范仲淹以为:"惟不欺二字,可终身行之"【邵伯温:《邵氏闻见录》卷八。】。

　　经济活动需要伦理支持,所以马克斯·韦伯把近代资本主义的发达归功于新教伦理,孟斯特贝格(Münsterberg)说实业乃是一种道德成就(ethical achievevment)【参见贺麟《文化与人生》,商务印书馆1988年版,第43页。】。这种伦理支持和道德努力之一就是诚信,经济活动要以诚信为本。

　　经济活动的目的是逐利,但利从何来?不是来自尔虞我诈、投机取巧,而是来自诚信经营,《庄子》曰:"无行则不信,不信则不任,不任则不利。"【《庄子·盗跖》。】说的就是无诚信无利可图,反过来也说明利从信中来,诚信就是金钱,就是资本,就是生生不息、滚滚而来的利。从这个角度看,诚信是一棵摇钱树。

　　经济活动是一种社会活动,在人与人之间进行。那种封闭隔绝、自给自足的经济活动不仅遥远,而且已成过去。现代经济活动是通过社会分工、社会合作、社会交易实现的。而贯穿于并维系着社会分工、社会合作、社会交易的一个重要因素就是诚信,《管子》曰:"诚信者,天下之结也。"【《管子·枢言》。】诚信是人与人之间连结的纽带,是集结人心、天下团结的保证。不诚信者,失信于人,无人结之,没有人同他合作交易,自绝于人,被驱逐出了现代经济活动之外,何谈经济活动?

　　经济活动不仅是利益的交换而且是心灵的互通,要把别人深藏在口袋里的血汗钱掏出来放心地交给你绝非易事,必须以诚相待,取信于人,感动人心,让人心服,心服才能交钱,因为人们只会把钱交给那些诚实可靠、值得信赖、为之心动的人。那些夸夸其谈,妖言惑众,荒诞不经之徒,人们只能畏而远之,把钱交给他们无异于打水漂。所以《荀子》曰:"诚信生神,夸诞生惑"。【《荀子·不苟》。】诚信就有这么神奇的效果,虚夸荒诞就有这么严重的后果,诚信使人生信而亲近,夸诞使人生惑而远离。从这个角度看,经济活动是心理攻坚,经济学是心理学,是伦理学,而诚信就是其核心内容。

　　经济活动当然要讲究策略,这种策略不是别的而是诚信,所以西方有句格言:"Honesty is the best policy(诚信是最好的策略)"。之所以如此,是因为诚信是最低的要求也最容易做到的,实话实说,守约重诺,言信行果就行,成本最低;相反,不诚信,弄虚作假,欺骗,欲盖弥彰,成本较高,加上纸包不住火,如果过去林肯所说的:"你确实可以在某一个时候欺骗所有的人,你甚至可以永远欺骗某些人,但你不能在所有的时候欺骗所有人"还可能的话,那么在现在信息社会网络时代,连"你在某一时候欺骗某些人都不可能了"。"要想人不知,除非己莫为",欺骗者在人们的审视下惶惶不可终日,一旦东窗事发,失信于人,也就失足于人,欺人者被人弃,变本加厉,遭受灭顶之灾。信用中国我们共同打造ccn86.com两相比较,诚信往往比欺骗给人们带来更大的好处,尤其是从长远和总体来看。可以说诚信是谋利的敲门砖,利从诚信来,诚信是成功的金钥匙,诚信自然成。其实,欺骗者要达到欺骗人的目的,也必须把自己装扮成诚信者,有赖于别人诚信。因此,所谓的欺骗实质上就是某人给人以诚信的假像,使别人误认为自己是诚信者,这从反面印证了"诚信是最好的策略"这句格言,那怕是欺骗的诚信,在没有被揭穿之前也是最好的策略。

　　经济活动不是"一锤子买卖"而是"长期博弈",因此不在乎是否一时获得利益而在乎能否长期保有利益。如果说诚信是利益的助产婆,那么诚信更是利益的守护神。人们刚开始从事经济活动,首先经营的是诚信这种信誉,一旦信誉建立起来了,才能长立不败,利益才有保障,人们从事经济活动应该以诚信打天下,才能立天下得天下守天下,所以人们说"忠信以为甲胄","忠信以为城池","匹夫行忠信,可以保一国"。诚信之所以具有这种保障功能,是由诚信的性质决定的,诚信是坚信不移,不见风使舵;是长远策略,不是权宜之计;是终身以之,不是一时之用,诚信者是长胜将军。而不诚信者,口是心非,随机应变,前诺后违,急功近利,见利忘信,也许能得一时之利,但难得长期之利;也许能小胜,但难成大器;也许能立足一隅,但难立足天下。

　　经济活动之所以要以诚信为本,最终原因还是归结于人的本性。

　　人是一种精神动物,人生最重是精神,人生的终极目标是崇高精神对沉重肉身的超越和拯救,所以人们深刻地认为到"名声比金钱更重要",不仅是因为好的名声往往能够带来金钱,而金钱未必能够带来好的名声,而且因为金钱是身外之物,生带不来,死带不去,而名声是身内之事,与生俱来,死带不去,有的流芳百世,有的遗臭万年。人们把名声看得重于泰山,所以俗话说:"树活一世争高低,人活一世留名声",甚至"粉身碎骨惧不怕,要留清白在人间"。在种种名声中,诚信真诚是最重要的一种,乔叟甚至认为:"真诚才是人生最高的美德。"

　　人是一种求真的动物,人生是求真的过程,人生的目的在于获得真理,所以孔子曰:"朝闻道,夕可死",培根说:"认识真理和相信真理乃是人性中最高的美德"。人生活在真实的世界里,而不能生活在欺骗谎言中,卡莱尔指出:"无论在哪里,人们生来就是谎言的敌人"。人们之所以要以诚信为本,是因为要服膺真理,"真实高于一切"。人要生活得实实在在。

　　人是一种社会动物,必须生活在社会中,过社会生活,人只有在社会中,利用社会分工、借助社会合作、通过社会交易,才能延长手脚、健全理智、增强优势从而真正做成人。但社会的基础是诚信,这正如王船山所指出的:"人与人相於,信义而已矣;信义之施,人与人相於而已矣","信义者,人与人相於之道"。【《读通鉴论》上,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87页。】诚交天下人,信施天下人,人在社会中。没有人愿意同骗人者说谎者打交道,欺骗说谎等于斩断了同社会的联系,离群索居,不能利用社会分工、借助社会合作、通过社会交易,就是束缚手脚、简陋理智、丧失优势从而难以做成人。个人与社会的命运息息相关,荣辱与共,危害社会就是危害个人,害人者终害己,这在说谎欺骗中表现得尤为突出,这正如山本有三所说的:"说谎话如同面朝天空吐唾沫,最终要落在自己脸上",纪伯伦说:"欺骗有时成功,但它往往自杀。"

　　人生是一次性的,不可重来,所以人生中的许多事情都要无比珍惜,特别是象诚信这些重要的名声,一旦沾污了就不可能还其清白,要还其清白无异于让黄河水变清,无比困难甚至根本不可能;一旦失去了就一去不复还了,不可追回,无可弥补,布雷默指出:"诚信还没有发现代用品,人们缺少它就没法取得成功"。并且,越是珍惜的东西越是脆弱也越是容易失去,诚信可谓成于艰辛败却易,诚信一旦败坏,失信就是失败,名誉扫地无异于人头落地,使人不成其为人,这正如大仲马所说的:"当信用消失的时候,肉体也就没有生命了"。

　　古人云:"君子爱财,取之有道",其中"道"之一就是诚信,所以《周易》讲:"修辞立其诚,所以居业也",君子以诚信取财立业。"素信者昌",一般来说,信誉建立了,经济上就成功了,利从誉中来,犹如水到渠成,重诚信实际上是经济成功的秘诀所在和必由之路。即使经济上失败了,只要信誉未损,也虽败犹荣,一俟条件,亦能东山再起。只要信誉在,千金散尽还复来。相反,寡信者亡,如果信誉扫地,那么经济上就不可能成功,"不说假话办不成大事"、"不骗别人发不了大财",根本不是取财立业之道,推行它只能使人自取灭亡,一败涂地。即使成功了,也给人留下了"奸商"、"骗者"的恶名,这种成功是短暂的,长久不了,最终败北,并再无复兴之可能,因为奸诈一次,永远不忘,骗人一时,记取一世,真是因小失大,得不偿失。不懂诚信实际上就是不懂经济之道,经营之道。

　　经济活动以诚信为本,这决不是道德说教而是千百年来经济实践的结晶,是古今中外无数事例反复证明的一条放之四海而皆准的铁律。

　　埃及的迪拉玛,位于帝王谷的入口处,被称为魔鬼城。据罗马的羊皮书记载,是图特安哈门法老有意安排的,为防止盗墓贼入侵,曾把关押在监牢里的3000名骗子秘密流放到这里,法老相信,一类人的智慧能制约另一类人的智慧。结果,从比东法老到兰塞法老的600年间,凡是走进小城的外地人,没有一个不上当受骗的。想贩银器回国的阿拉伯商人,结果连脚上正穿着的一双皮靴都被一个带路的小孩骗走了,大马士革的旅行者想去帝王谷探宝,进城不到一刻钟,就被一个吉卜赛人骗了个精光;印度一位道行最高的巫师漫游至此,连身上惟一的一件东西---铜蛇管也被一个哑巴骗走。后来一位古希腊的哲学家来到这里,住了一年,不仅头脑清晰如初,而且随身物件一件没失。有位罗马商人得知此事后很是高兴,他想,一个能清白地走出迪拉玛的人,一定是破解了法老咒语的人,决定前去拜访,可惜那位哲学家已去世5年。希腊人告诉他,哲学家临终前把他从迪拉玛漫游归来的一句话刻在了摩西神庙的石壁上。于是,商人来到神庙,凝视着石壁上哲学家留下的那句话:当你对自己诚实时,天下就没人能够欺骗你。禁不住喃喃自语:说得多好啊!说得多好啊!然后匍匐在地,表达对哲学家的敬意。【参见《读者》2002年第7期第49页。】

　　清朝末年,内乱外扰,王朝风雨飘摇,苟延残喘。可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祁县、太谷、平遥的山西商人,凭着自己创办的"汇通天下"的票号金融体系,汇天下之资,通天下之财,成为当时中国的金融中心。而这些边远荒僻的小县城之所以能够成为当时中国的金融中心,全国各地远远近近的异乡人甘愿把钱汇集到这里来,凭借的就是自己牢不可破的信誉。晋商乔贵发在创业的时候,遵循的是仁厚守信的准则,宁亏自己,不亏别人。在包头一带,他把钱预付给那些无力购买生产资料的农夫,让他们开垦田地,还提前付下定金,将他们的收获包买下来,在秋季运出去卖掉,这种风险很大的期货生意造福农民,他也因此而暴富,但也因粮价暴跃而一夜破产,10年心血付之东流。他本可以一逃了之,但他不亏待农民兄弟,把钱如约付光,就一个人踏上迢迢还乡之路。庚子之乱,京津遭劫,票号无一幸免。在劫后暴发的挤兑狂潮中,祁县、太谷、平遥三帮连手应对,倾尽家产,调集资金,上演了一幕惊天动地的"赔得起"的信誉大战。晋商以"博学、腿长有耻(讲信誉)"面世,以"赔得起"闻名,信誉是他们最大的资本。晋商的发展成功,凭借的不是天时地利,而是信誉人和,贯穿在他们商业法则中的人格力量与道德光辉的是不倒的信誉。尽管由于各种不可抗拒的历史原因,晋商衰败了,但象英雄一样倒下。他们的英名象《哥哥走西口》一样悲壮悠扬,荡气回肠。

　　中国的广东汕头,是四大经济特区之一,取得了骄人的经济成绩,令世人瞩目。但一段时间以来,制假造假,蔚然成风,经济环境恶劣败坏。重创投资者信心,有的避而远之,有的撤资迁厂。欺骗消费者,自食其果,有的商店广而告之,"本店不卖汕头货","拉芳"的广告铺天盖地,"爱生活,爱拉芳"老幼皆知,但只笼统地说是广东知名商品,不具体地说是汕头知名商品,厂址不注明在汕头而说在广汕公路旁。汕头一时陷入死寂,经济出现成立特区以来的第一次负增长,给号称"中国犹太人"的潮汕人抹黑。痛定思痛,汕头人深刻地认识到教训所在,成立信用建设办公室,以诚信立市,重塑城市形象,"栽得梧桐树,自有凤凰来",只要诚信在,经济定能好。

　　有谁能想到,曾经是美国最大的能源交易公司的安然会在一夜之间倒下;施乐公司自1997年以来就一直在做假;美国第二大长途电话公司世界通信制造了美国历史上最大一起公司财务欺诈案;全球第三大药品制造商美国默克公司虚增收入高达120多亿美元;又有谁能想到,作为"经济警察"的安达信、毕马威等老牌会计公司居然是造假者的帮凶;作为华尔街顶级投资银行的美林公司竟滥用投资者的信任,弄虚作假,被推上被告席。一时间美国大企业诚信危机频频曝光,影响恶劣,使得投资者信心受到重创,股市前景暗淡,美元贬值,经济衰退。投机金融家兼慈善家索罗斯最近一针见血地指出,"美国人衡量一个人是否成功时,并不在乎其道德水平。在世人的心目中,美国倒塌的不仅是世贸中心,连红十字会、神父等圣洁形象都在美国人的心中相继倒下。"

　　历史是一面镜子,其中诚信格外可鉴。

　　第二　诚信是经济的基础经济活动的内涵是丰富复杂的,集中地说可以归纳为生产、分配、交换、消费四个环节,仔细分析发现,这四个环节都要以诚信为本。

　　生产从初始就是社会生产或者说在一定社会形式中进行。如原始人,由于刚刚从猿脱胎为人,个体势单力薄,要征服改造强大的自然界必须团结一体,合群劳动。这正如马克思所说的:"我们越往前追溯历史,个人,从而也是进行生产的个人,就越是表现为不独立,从属于一个较大的整体"【《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页。】,马克思批评"被斯密和李嘉图当作出发点的单个的孤立的猎人和渔夫",是缺乏想象力的虚构,这类鲁滨逊式的故事是一种假象,【《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页。】事实是,"一切生产都是个人在一定社会形式中并借这种社会形式而进行的对自然的占有"。【《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5页。】人们要进行社会生产,就必须以一定的社会形式结合起来,其中诚信就是这种结合的纽带和基础,正如前引《管子》所言:"诚信者,天下之结也"。可以说,诚信使人团结,人的团结不是貌合神离而是心心相应,众志成城,这样才会有社会生产。如果没有诚信,人人疑虑丛生,勾心斗角,面面相觑,互相拆台,就不可能团结合作,共同生产。"分配决定产品归个人的比例(数量)"【《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7页。】,"分配借社会规律决定生产者在产品世界中的份额"【《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2页。】。那么由谁来决定或主持产品在社会成员之间分配呢?实践证明,只能由那些诚信的人、那些大家共同信任的人,他们取得大家的信任,获得大家的支持才有权威,才能定分止争。在任何一个社会都有分配公平的必然要求,因为分配不公,会滋生矛盾,影响团结,妨碍生产,危害社会。但要保证实现分配公平,必须真切计量分配总额,如实考核个人贡献,分配规则让人信服,分配结果各得其所。不难看出,整个分配过程都离不开诚信。

　　在社会分工的情况下,任何人都只有"一技之长",难以自食其力,不能自力更生,而必须交换。"交换给个人带来他想用分配给他的一份去换取的那些特殊产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6页。】,交换是产品的让渡,是物易其主,是等价交换,在选择广泛的情况下,为什么甲乙成交?如何保证交易安全?怎样实现交易等价?依靠的都是诚信,诚信是交易的基础,诚如阿罗所说的:"信任是有效的经济交易的润滑剂"【K·Arrow,The Limits of Organization,New York,Norton1974,P.71.】,或如赫希所说的:"信任是许多经济交易所必须的公共品德"【F·Hirsch,Social Limits to Growth,Harvard U niversity Press1978,P P.78-79.】。没有诚信,交易就没有基础,甚至就没有交易,结果只有哄抢和欺骗。

　　消费是经济活动的最后环节,但由于是经济活动的终极目的,因而具有关键意义,并对生产等环节具有决定性的反作用,"消费不仅是使产品成为产品的终结行为,而且也是使生产者成为生产者的终结行为。"【《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1页。】诚信对于消费十分关键,诚信使人消费,没有诚信就没有消费,如果消费者对于饭馆的食品是否有毒、能否致病、卫生与否、价格高低都缺乏诚信,是没有人去饭馆消费的。吃完再算的饭馆肯定没有明码实价的饭馆消费者多,就是因为前者比后者更缺乏诚信,不值得信赖。其他消费亦然。消费者是上帝,谁欺骗上帝,上帝就惩罚谁,谁就失去消费者,如果没有了消费,那么生产分配交换诸环节就前功尽弃失去了意义了,从这个角度看,诚信之于消费更为根本。

　　每种经济形式都有其诚信基础,只是表现方式不同而已。

　　自然经济是一种以血缘关系为纽带,以狭小地域为局限的经济形式,这种经济形式决定了这种社会是一种"熟人社会"、"小社会"。这种社会有其特定的信用基础。

　　在自然经济时期,人们生活在一村一屯,朝夕相处,都是熟人。既然大家是熟人,相互知根知底,由熟悉产生信任,由信任产生信用。"我们大家是熟人,打个照呼就是了,还用得着多说么?"高度的熟悉产生高度的信任,高度的信任产生高度的信用,高度的信用是无条件的,但"这种信任并非没有根据的,其实最可靠也没有了,因为这是规矩","对一种行为的规矩熟悉到不加思索时的可靠性。"【费孝通:《乡土中国》,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10页。】当然,在现实中也存在由熟悉而轻信的情况,还存在"杀熟"的现象,但相比"杀生"来说,还是少得多,最起码乡里乡亲的,"杀熟"六亲不认,不仁不义,骗了一次没了下次,以后再有什么事就没有人逢了,没有熟人了这等于自绝于人,等于自杀。熟人社会之所以是熟人社会,一个重要的原因是流动性小,由于各种条件的限制,人们长期生于斯长于斯死于斯,即使偶尔流动,也要叶落归根,故土难离。流动性小对人是一种有力的束缚,束缚住了人本身也就增加了信用,这叫"跑得了和尚跑不了庙"。张三借钱给李四,不用担心李四会跑了,李四是跑不了的。也正是因为流动性小,不能"打一枪换一个地方",骗一把走人,换个地方再骗,"此处不留爷自有留爷处"。人们几乎没有别的去处,"无路可逃",所以格外珍惜在本乡本土的信用名声。一旦坏了自己的信用名声,就得一辈子在本地抬不起头来,甚至还会殃及子孙后代。长居本地的居民远比流动频繁的人们讲信誉。

　　在熟人社会,人们祖祖辈辈厮守在一起,血缘关系是斩不断的纽带,是世界上最牢固的信用。张三借钱给李四,等于同时借钱给了李四之子之孙,即使李四还不上,也没关系,"父债子还",还有李四之子之孙呢!"子子孙孙无穷匮也",信用不倒。也正是这种牢固的血缘纽带,把祖祖辈辈的命运联系在一起连坐在一起,荣辱与共。如果老子信用名声好,会荫及子孙,如果老子信用名声不好,会连累子孙。因此,每一个人的行为都不是一锤子买卖而是长期博弈重复博弈,要保证下一次还有人同自己打交道,就必须讲信誉。

　　小社会,"鸡犬之声相闻",人们"低头不见抬头见",大家都生活在对方的视野之内,众目睽睽,一个人的所作所为都处在大家的眼皮低下,在这种小社会几乎无隐私可言,这就形成了一种有力的监督机制,"要想人不知,除非己莫不为"。在这种小社会里,人们不敢欺骗,不敢失信于人,而会比较自觉地维护自己的信用。越是小社会,信息传递越是快捷,越是绘声绘色。如果一个人欺骗失信于人,"闲言碎语"一传十,十传百,众所周知,那么这个人就会成为众矢之的,"过街老鼠人人喊打",无安身之处。这样人们就不得不把信誉视为安身立命之本。

　　计划经济是一种以公有制为基础,以政府为主导、以计划为指令的经济形式,这种经济形式也需要信誉,但这种信誉主要是建立在外加的政治宣传和道德说教上,如人民是国家的主人,国有资产归全民所有,政府是人民的公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人们应爱岗敬业、爱厂如家,等等,因缺乏客观基础和内在必然而浮于表面,只是由于模糊利益界限而使信誉问题不很严重,但终究会酿成信誉危机。从根本上说,计划经济阻碍信誉的建设。

　　计划经济只能建立在公有制的基础上,公有制是计划经济的物质基础,公有制的本义就是公共财产归公共所有即全民所有,但全民并不能人人亲自参与对公共财产的经营管理,而只能由其代表或代理人代为进行,这个代表就是政府---一层层的政权组织,政府对公共财产的经营管理不可能事必躬亲而只能层层委托代理以及对这种委托代理的监督干预上,这种监督干预主要是通过计划而进行的。公有制、政府、计划三位一体构成计划经济,但也解构了计划经济所应需的信誉。

　　在计划经济体制下,"一大二公"、"越公越好",结果就是模糊产权,表面上你有我有他有全都有,但实质上分不清你的我的他的,只有一个抽象的总有,没有一个具体的所有。人是个体的,只能为看得见摸得着的具体所有而努力,人们只有为自己做事时才会讲信誉,只有同自己权益密切相关时才会有信誉。模糊了产权,就模糊了信誉,也淡化了信誉,人们是不会珍惜一个抽象虚幻的东西并对它讲信誉的。只有产权清晰,利益明确,才会有等价交换,人们只愿意同有信誉的人交换,这样信誉才能突出强化建立起来,而产权不清,利益不明,滋生平调互用,左手挪右手,"一家人不说两家话",什么信誉不信誉;混水摸鱼,"肥水不流外人田",没什么损失,不必讲信誉。

　　人是一种生物性存在,首先要解决衣食住行然后才谈得上其他一切。人必须占有一定的物,享有一定的产权,这是人安身立命之本。人有了产权,能安身立命,才会有信誉,没有了产权,不能安身立命,还要信誉干什么?传统的公有制是"大锅饭",越吃越少,最后无饭可吃,人们难以安身立命,搞饭吃是第一要紧,有饭吃就行,那顾得上信誉不信誉。物质决定精神,人的独立性建立在物的依赖性的基础之上,信誉更多的是一种精神追求,属于精神境界,是由物质基础决定的。"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物质都没有了,怎打得起精神来?饥渴起盗心,一个饿死鬼是不会讲信誉的。人类生存在一个物质资源稀缺的世界里,另一方面人类的生产力远没有达到能够完全满足自身需要的水平,这就决定了人类的生存环境必然是一种"僧多粥少"的困境。在这种困境中,难免你有我无,甚至你死我活,财产是人们的命根子,都想据为己有,有这样那样的私有本能。都想归己所有,人有归属感,产权就是某物归属某人所有的权利,人也要求某物归属某人,产权有了归属,信誉才有归宿。传统的公有制"大公无私","狠斗私字一闪念",极大地模糊了产权归属,产权不归我,信誉不归我,人们干吗还要讲信誉。

　　人不同于别的动物,吃饱喝足了就不思进取,无所事事。人的物欲是无穷的,正是这无穷的物欲不懈地激发和维持着人们的主动性积极性和创造性,去持久地创造财富。这种长远的打算、持久的努力正是信誉的重要根源。但这一切都只有在产权明晰,人们自己为自己努力,结果归自己所有的条件下才成为可能。传统的公有制,恰恰模糊了产权,人们先公后私甚至大公无私,先人后己甚至毫不利己,不是直接为自己努力而是为大家努力,结果不是直接归自己所有而是归全民集体所有,这不适合人的自我本性,人们哪会长远打算,哪有持久努力,这样信誉的根源就丧失了,即所谓的"无恒产者无恒心,无恒心者无信誉"。

　计划经济是一种政府主治的经济。政府权力大而不当,缺乏必要的约束,政府权力直接配置社会资源,直接决定人们财产利益的得丧变更,权力是发财致富的法宝,有权就有钱,有信誉未必有钱,信誉算不了什么,寻租权力远比建设信誉有利于发财致富,这样权力吸引了人们的全部注意力以致于无暇顾及信誉。并且在这种体制下,信誉不信誉,谁有信誉谁没有信誉,也由政府说了算。

　　政府权力过大,人治盛行,言出法随,滥加干预,主观臆断,瞎指挥,社会经济深受个人乖张任性的影响,人们不是在预测市场行情而是在摸清领导脾气,只要摸准了领导的脾气并投之所好,领导大笔一挥,就什么都有了,还要信誉干什么?
　　
　　在计划体制下,政府支配一切,企业个人隶属于政府,没有独立的人格,没有自由意志,是政府说了算,企业个人在听从,不能决策,也不负责,谈不上信誉问题,有信誉问题也是政府的信誉问题不是企业个人的信誉问题,人民的政府还不讲信誉吗?企业个人算老几。服从政府命令事大,企业个人有没有信誉事小。

　　在计划体制下,政府决定政策,而政策主导着人们对未来的预期。由于这种政策模糊不清,缺乏透明性,捉摸不定,政府官员可随意解释和执行,使得人们顾虑重重,无所适从,只好"摸着政策过河",走一步看一步,得过且过,重要的是钻政策的空子而不是建设信誉。加之有的政策变化不定,朝令夕改,甚至出尔反尔,今天合法的事明天就不合法,今天归你的东西明天就不归你,政策一变,前功尽弃,那么投资者、企业就会对未来缺乏信心,缺乏稳定预期和长远打算,于是抱着能捞一把捞一把的心态经营企业,这样的企业自然不会讲信誉。

　　在计划体制下,政府既是最大的卖主也是最大的买主。政府作为买主,是花别人的钱为别人买东西,因而是不会在乎产品是否假冒伪劣,也没有积极性去查办假冒伪劣,他们甚至还会与卖者合谋,故意购买假冒伪劣产品,然后搪塞给用户或者命令分配给用户,很多事后揭发的假冒伪劣产品以前都曾是政府认(评)定的优质产品,得过政府大奖,授过荣誉称号,如此等等,不一而足,真是滑天下之大稽,让人哭笑不得。当企业通过搞掂政府官员销售假冒劣产品赚大钱的时候,谁还会注意在市场上的信誉呢?某些政府官员关心的是给予自己的好处,而不是产品是否优秀,企业努力的方向在于搞掂了政府官员而不在于生产优秀产品,只要搞掂政府官员产品不优秀也能卖出去,反之产品再优秀但没有搞掂政府官员也卖不出去。因此问题在于有没有官场关系而不在于有没有信誉,信誉值几个钱?与政府官员相比,不值一提。

　　在政府主治的体制下,如果政府有信誉那也好办。但政府并非全智全能,政府高高在上,与身处其中的当事人相比,更不了解具体情况;政府要天下事事事关心,与只关己事的当事人相比,注意力更分散盲点更多,因此政府在管理过程中常常陷于错误,要管理得当绝非人间智慧和知识所能做到。可以说政府管理得越多就会管理得越糟,管理得越糟就越没有信誉。此外,政府总是通过其官员来具体化的,政府的信誉建基于政府官员的信誉。但由于在传统体制下政府官员是自上而下任免的,上级根据自己的好恶与自己的关系来任免,下级只要讨好上级就能官运亨通,不必对下负责,也负不了责,这就是所谓的"不跑不送,原地不动。只跑不送,平级移动。勤跑多送,提拔重用。"信誉来自竞争,没有竞争就没有信誉,经济如此,政治也如此。政府官员不竞争(选)就没有信誉,最终政府也没有信誉。

　　在计划体制下,计划为本,计划至上,唯计划重要,计划的性质决定着社会经济的性质及信誉状况。计划主要是指令性计划,计划就是命令,必须严格服从执行,服从执行计划是人们的神圣使命,唯计划是从,其余在所不问,包括信誉。信誉依附在计划上,变成了服从执行计划就是讲信誉就有信誉,否则就是不讲信誉就是无信誉,计划成了考核信誉的根据。计划是社会资源配置的主导,计划统收统支,"大锅饭",不开小灶,收支不独立核算,不与人们利益直接挂钩,人们就成了局外人,事不关己,高高挂起,谁还会去关心信誉问题,信誉问题本质上是收支独立核算的结果,是利益比较的产物,人们为了保证收大于支,争取比较利益才努力去建设信誉。计划统购统销,人们生产的产品由国家统购包销,"皇帝的女儿不愁嫁",讲信誉实属多此一举。其实信誉是逼出来,存在巨大的产品销售的市场压力,如不讲信誉产品就卖不出去,就不能实现"从商品体到金体的惊险跳跃",商品就会变成无用的东西,相应地人也会变成无用的人。计划统分统配,平均主义,分配你多少就是多少,多劳不多得,少劳不少得,讲信誉岂不是自讨苦吃。讲信誉是高标准严要求,就得多劳,自然也要多得,但多劳不多得,不患寡而患不均,讲信誉而多劳是非理性的,讲信誉而多得是不道德的。

    在计划体制下,一切信誉都归结在计划上,要是计划有信誉那就一切迎刃而解了。但遗憾的是,由于计划高度中央集权,中央计划的制订需要全社会的信息,这种信息的搜集分析处理就大大超过了人类有限的理性能力,难以做到;即使能搜集分析处理全社会的信息,但这种信息从社会基层传递到社会顶层作出计划,然后从社会顶层下达到社会基层予以执行,环节重重,颇费周转,旷日持久,难以适从,计划没有变化快,计划者成了"没有乐谱的即兴指挥家",瞎指挥在所难免,也到处可见;加之中央计划一旦失误,大灾大难事关宏旨,影响大局。实践证明,传统计划信息不足计划不准,预测性差,自然也就信誉不高,无从适应,瞎指挥,自然没有足够的威信;屡屡失败,祸国殃民,人们深恶痛绝,难以取信于人。可以说在传统体制下,计划已信誉扫地。

　　市场经济作为一种高级复杂的经济形式,有种种性质,这种种性质都与诚信有关,都要求信用。实质说来,信用问题是自市场经济才开始真正提了出来并重视起来,人们才深刻地认识到市场经济本质上是信用经济。

　　市场经济是一种外向经济,因为商品是为别人生产的,总是要外卖的。从市场经济的产生和发展来看,其重要条件之一就是"把个人从家庭联系中揪出,使家庭成员相互之间变得生疏,并承认他们都是独立自立的人"【黑格尔:《法哲学原理》,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第241页。】,"把人彼此当作外人"。在历史上,"商品交换过程最初不是在原始公社内部出现的,而是在它的尽头,在它的边界上,在它和其他公社接触的少数地点出现。"【《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3卷,人民出版社1962年版,第39页。】可见,市场经济一开始就是在陌生人之间进行的,市场经济越发达,卷入的陌生人越多,市场社会是一个陌生人世界。在这种社会里,与在熟人社会里不同,人们相互不知底细,互相猜疑。在这种情况下,就用得着多说了,谁能打消他人的猜疑,获得他人的信任,谁就能获得市场机会,取得经济成功。不难看出,在陌生人世界,是以信取人,诚信是陌生人之间的亲和力,信用是化陌生为熟悉的催化剂。

　　市场经济是一种商品经济,商品是市场的核心,商品的本质决定着市场经济的本质。商品的本质是为了出卖,为了交换,为了流动,商品的流动构成市场经济的大动脉。随着商品的流动,带动人的流动、社会的流动,市场社会是流动性社会。流动性社会与非流动性社会大有不同,人们走南闯北,流动频繁,云游四海,流域广阔,不仅可以"打一枪换一个地方",东骗一把西骗一下,而且"跑得了和尚跑得了庙",不愁没有去处。在这种情况下,那种以地域限制为基础的信用就乏力了,人们也不在乎别人的闲言碎语,听不下去一走了之,在一个流动性社会人们敢于做一锤子买卖,较不讲信用。但另一方面,正是因为大家都知道人们较不讲信用,心存戒备。为了防止他人逃之夭夭,因而格外关注相关当事人的信用,人人都格外关注他人信用,整个社会的信用就突出了提高了。诚信是人们纵横天下的指南针,信用是市场流动的通行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