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西方经济学中，对银行信用的功能认识有多种说法，正如古典学派经济学家约翰.穆勒在他的《政治经济学原理》中所言：“信用的作用问题所引起的误解和思想混乱不压于政治经济学的任何问题”，由于经济学发展中所处的时期、环境和观察研究问题的侧重点不同，对信用的作用再认识也就有所差异，一般都是通过对银行功能（商业银行）的评价来阐述信用的作用。期间较为典型的对商业银行信用功能的理论学说，即银行信用管理理论有三个，为信用媒介论、信用创造论和信用调节论。
　　

    信用媒介论又称自然主义信用论，创始于18世纪，盛行于19世纪，其主要代表人物是亚当.斯密、李嘉图、约翰.穆勒。该理论认为，银行（指商业银行）的功能在于提供媒介信用，银行须在首先接受存款基础上才能放款。银行的负债业务先于资产业务，且负债业务决定着资产业务，银行通过信用方式起着媒介工具作用，银行充当信用媒介，这种信用不创造资本，仅仅是转移和再分配社会现实资本，以提高资本效益的作用。正如信用媒介论的代表人物约翰穆勒在他的《政治经济学原理》中论述了信用的性质，信用如何促进生产，信用可以节省货币的使用。他说“信用只是使用别人资本的许可，人们不能由此增加，而只能转移生产手段”。信用媒介伦认为货币只是简单交换媒介和便利的交换工具，此为信用媒介伦全部的理论基础，银行的功能在于媒介信用，而非创造信用。
　　

    约翰.穆勒还认为信用是一种购买力，“具有信用可以用来购买货物的人，其所创造的对货物的需求，及其所引起物价上涨的趋势，有信用的人，可用信用购买货物，由此创造货物需求”。穆勒看到信用对供求关系的影响。
　　

    信用媒介论把经济关系中相互信任和经济交换安全作为信用依据，从而使信用在生产、交换过程中发生积极的媒介作用，有其正确而积极的意义。但我们从研究信用媒介伦的许多观点中，分析可以发现，信用媒介伦的主要缺陷是，只看到银行信用的媒介作用，认为信用仅仅是转移和再分配现有资本的一种工具，尽管所创造的资本不是真实资本而是虚拟资本，而否认创造资本的作用。
　　

    信用创造论。从十七世纪后期起，在欧洲国家信用已经相当发达，信用创造论发展于 19世纪，盛行于20世纪，信用创造论的主要代表人物是约翰.劳、马克鲁德、哈恩等。该理论继承和发展了古典学派关于商业银行信用媒介论的观点，认为银行的功能在于为社会创造信用，银行能够通过存款进行贷款，且能用贷款的方式创造存款，银行通过信用的创造能够为社会创造新的资本，信用就是资本，信用能够形成资本。银行的本质在于创造信用。作为近代信用创造论的继承者合代表人物马克鲁德在他的《信用的理论》一书中认为“银行及银行业者的本质是信用的创造和发行，所以银行绝不是借贷货币的店铺，而是信用的制造厂”。信用创造资本，信用就是货币，银行具有无限创造信用的能力。到了二十世纪二十年代，信用创造论的代表人物提出了独特的观点，德国金融理论学者阿伯特.韩在1920年出版的《银行信用之国民经济理论》中，指出信用就是货币，从生产和分配的领域论述信用形成资本。
　　

    熊波特认为是科学技术进步，新产品，新工艺，新材料的出现引起生产要素的重新组合，从而产生对银行信用的需求。他在1912年出版的《经济发展理论》中，专门分析信用与资本形成过程，其信用创造论置于他的“创新理论”中。即通过信用扩张创造资本，实现创新。此外，他还把信用扩张与经济周期理论联系在一起，也是他的先见之明。
　　

    总之，信用创造资本理论是现代西方最有影响的信用管理理论，为许多经济学家理论体系的形成具有积极作用。该理论认为，先有贷款后有存款，并由此推出，银行有无限的信用创造能力。信用能形成资本有其合理的一面，但他们把信用完全等同于货币①，把信用看成是与真实资本一样的财富，宣传信用创造真实资本，把信用对财富的索取权看作财富本身就是不对的，认为银行有无限的信用创造能力，这种观点存在认识上的偏差。
　　

    信用调节论。信用调节论是在资本主义经济进入垄断阶段以后产生的。该理论开始于20世纪二三十年代，盛行于现代，主要代表人物有霍曲莱、汉森、凯恩斯、萨谬尔森等。该理论认为，资本主义的经济危机可以通过货币信用政策去治理，主张通过扩张或收缩货币信用，控制社会的货币与信用的供给，干预经济生活，调节经济增长。霍曲莱（英国货币金融学家），是信用调节论的先驱，代表性著作是《通货与信用》，他把现金与信用统称货币，认为经济周期变动的规模与长短是由信用的发展决定的。凯恩斯在他的《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中根据“有效需求不足”，主张再社会有效需求不足的情况下，扩大货币供应量，增加投资和就业，提高产出。保罗. 萨谬尔森强调中央银行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在经济调节中的信用，主张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协调配合，进行宏观调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