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一则消息令人动容，据新华网12月28日报道，海南近三千公职人员拖欠农村信用社贷款本息8157万元，涉及乡镇党政机关、工商、税务、金融等多个部门，拖欠贷款时间最长的达18年之久，数额最大的本息达到722万元。考虑到公职人员在基层社会的示范效应，令人不能不担忧农村整体信用环境。

    农村信用社的钱拖欠不得，这是政府在体制内给农民安排的最后一道经济屏障，其中90％以上的钱来自农民的小额存款，农民到买化肥、购良种等急需用钱时到信用社贷款救急。在国有大型商业银行基层网点急剧收缩的情况下，农村信用社对三农的扶持作用不可小觑。这就相当于宋代王安石变法实行的青苗钱，农民在有余粮时质押给官府，青黄不接时，官府贷给农民几两银子供其度过难关，以保证农民仍能从事正常经营活动，使农村社会保持稳定。经济规律大同小异，千年前的王安石与现在的中外政府为了保证贷款的金融机构能够正常运作，同样都要收取利息，与商业利息比，无论是农村信用社还是青苗法的贷款利息都是比较低的。所以，从某一层面上说，农村信用合作社既是一个赢利机构，也是一个由政府与农民共同建立的金融自助机构。

    但因为农村信用社属于政府机构，到使王安石时代的青苗钱的弊端见于今日，虽然表现形式略有不同。一是此中钱本不由官府出，却由官府管，碰到无良官员用了再说，农民也无奈他何；二是农村信用社本意是在赚钱维持经营的基础上兼顾农民利益，其结果却是国家填补亏空，而农民获利不多。

　　此次农村信用社清欠风暴比较有意思的一个现象是由各省政府主动刮起。这股清欠风始于2003年，原因在于这一年国务院印发《深化农村信用社改革试点方案的通知》，强调加快农村信用社管理体制和产权制度改革，开始在试点地区把农村信用社的管理权力下放到省区市一级，由省政府牵头成立省级信用联社或其他机构，负责农信社的管理。这就意味着，农信社的巨额债务将由省级政府承担。省级政府认真核查之下，竟然发觉基层公务员是拖欠贷款的主力。这就出现了去年湖北省副省长出面召开电话会议，用“停职停薪”等铁腕手段“逼迫”公务员清欠的局面。

　　即便如此，清欠效果仍不理想。因为农村基层信用社仍在基层政府的管理之下，海南省海口市长流镇“女能人”王转金从1992年开始，先后在长流镇农信社贷款300多万元，成为海口市拖欠信用社贷款第一大户，而其后台即为任该镇副镇长兼工商所长的丈夫，农信社不敢不贷款给当地实权官员的七大姑八大姨。

　　基层官员不还贷，使农村信用环境受到严重破坏，也严重伤害了农民感情。一个地区信用环境的好坏首先取决于当地官员的信用纪录。要官员自觉建立良好的信用，从中国目前现实来看，最有效的莫过于以行政权力建立官员的个人信用纪录体系，将诚信记录列入公务员考核内容，作为其任免、奖惩依据。这一方法可以视作中国传统行政传统的延伸，虽能收一时之效，却无长远之功。王安石虽然铁腕，最终无法抵抗制度性腐败，变法以惨痛的失败告终。时代不同，制度与方法也该与时俱进，为今之计，尽快建立农村信用社的明晰的符合现代化要求的产权体系，建立健全现代行政制度，将官员诚信纪录列入行政指标严加考核，才是避免重走“王安石道路”的治本之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