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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科技计划实行信用管理

来源:科技导报 2008-05-05 17:25:03

国家科技部将通过建设科技信用制度,努力杜绝科技界失信现象的发生,从源头上预防和治理腐败。今后凡是严重的科技界失信者将被禁止再向科技部申请科研项目。这一信息是科技部党组成员、中央纪委驻科技部纪检组组长吴忠泽,在9月2日科技部召开的新闻发布

    国家科技部将通过建设科技信用制度,努力杜绝科技界失信现象的发生,从源头上预防和治理腐败。今后凡是严重的科技界失信者将被禁止再向科技部申请科研项目。这一信息是科技部党组成员、中央纪委驻科技部纪检组组长吴忠泽,在9月2日科技部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上郑重宣布的。

    此举表明,国家禁绝科技界各种不端行为的决心是坚定不移的,失信者肯定要付出高昂的代价。

    失信等不端行为:科技界的瘟疫

    一个谁也无法否认的事实是,20年来,中国科技界取得了辉煌的业绩。特别是在党和政府确定“科技是第一生产力”和提出“科教兴国”的战略国策之后,我国科技界的科研条件和科技人员的境况得到了明显的改善,科技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都形成了可喜的态势。

    然而,我们又不能不看到,在发展中,科技界还存在着许多问题,其中以各种形式表现出来的失信和“浮躁”现象,使国人看在眼里,忧在心头。

    在备受羡慕与尊重的科技界及科学家当中,失信行为已是触目惊心。“科技界不是世外桃源,同样遭受着不良风气的侵蚀。”吴忠泽以大量事例,描绘出科技信用缺失者的“脸谱”。“中科院不久前为什么宣布加强院士道德建设?这不是空穴来风!”吴忠泽说,中科院曾有一位院士,作为导师,他不但对学生抄袭论文的不诚信行为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还签上了自己的大名!在这篇论文中,几名“作者”还毫无愧色地提到了一个“自主研发”的设备,但事实却是:当时,他们的实验室里根本不存在这样的设备,所谓的设备,只是根据国外设备的照片绘成的。还有一位年轻的“海归”学者,回国后一帆风顺,甚至当上北京某重点大学副校长。但此后不久,他却因荷兰《植物分子生物学》杂志突然指控其抄袭论文而“出事”,引起国内外学术界高度关注。有关专家对比发现,那篇受到国家863计划资助的论文,居然有主题、方法甚至摘要、导言等近三分之一的内容和加拿大某科学家发表的论文差不多。一些专家在直接参与国家科技计划评审、咨询等评价工作期间的失信行为,同样令人痛心。吴忠泽透露,由于种种原因,一些专家已不再坚持客观、公正和科学严谨的操守。对利益或学术观点冲突的项目不公正评价者有之;违规提前透露评审结果者有之;串成“小圈圈”多投票或少投票者有之;泄密或侵占被评对象关键技术资料者有之;经不住聘其为客座教授、名誉教授的诱惑而施以种种照顾者有之……

    浮躁,似乎是一个内涵和外延都难以明确界定的词,但它与失信是分不开的,而且给科技界带来的负面影响也是显而易见的。

    中科院大气物理研究所所长王明星对包括浮躁在内的失信行为有着切肤之痛。他说:“科学研究应该是踏踏实实地去做,而我们却常常是急于求成的短期行为。”王所长举了一个例子:有关沙尘暴在什么条件下起沙和向下游刮送,是一个科学难题。而我们往往是投入一点钱就要立竿见影,搞出成果来。前一段有关单位组织了东西两个考察队去沙漠“考察”了一圈回来,就公布了许多不负责任、甚至被同行笑话的结果。西线考察队结束考察后,其负责人就向媒体表示,西线的沙尘暴的源区与原始沙漠无关,主要是人为活动造成的,甚至还说沙漠已被刮光了。而实际上,他看到的很可能只是戈壁滩。这样草率就得出结论是很荒唐的。

    像是对应王所长举的例子,曾留学苏联并在沙漠从事多年研究的原中国科协副主席刘恕女士直言不讳地说,现在的浮躁已经到了出现许多非科学内容的程度了。这决不像我们过去那一代人所做的。我们过去监测沙丘的水分,是一年12个月,每月3次,要连续测10年,用这样的方法来积累资料,观察沙丘内部的水分变化情况,从而得出水分与植被的关系。只有这样才能奠定科研的基础。

    原中科院化学所所长胡亚东研究员,则用他在科学院图书馆观察到的一个现象,从另一个角度来说明浮躁:中科院图书馆大概是中国自然科学领域最好的。过去那里经常坐满了看书做学问的人,其中不乏像竺可桢、卢嘉锡这样的大科学家;可是现在,人少了,去的人也多是有目的的。为了去找资料,而不是去搞学术,找着了想要的东西一复印走了,味道完全不对了。

    业内人士指出,浮躁的另一种表现形式是人为夸大科研成果的价值和水平等级,“重大突破”、“世界领先”、“世界首次”、“引起国际轰动”之类的最高级的修饰词语满天飞,缺乏起码的科学态度和求实精神。而对于这种做法人们似乎已是见怪不怪了。

    上世纪90年代以来的多次调查表明,科技工作者始终高居“最受尊敬职业”的最前列。这固然显示出科技界、科学家对整个社会的强大示范性作用,但从另一方面而言,它也提醒我们:大力建设科技信用,让科学家起到优良的社会示范作用,已是当务之急。“不能再等了!我们现在最担心的就是腐败转移到专家那里!”吴忠泽说,近年来,科技部已陆续推出诸多规章制度,规范了申请、立项、实施、验收及评估、评审、招投标等各环节。这些规章制度虽未明确提出“信用”概念,但实际上已经敲响了建设科技信用的警钟。一些科学家在参与科技评价与评审时喜欢拉“小圈子”、关系网的状况即将被打破。

    专家针砭复杂成因

    在探究科技界浮躁现象产生的原由时,许多采访对象都把机制或体制性原因列在重要的位置上。较之社会影响和个人的品性,机制和体制性原因更具有导向性和内在的驱动力,这似乎是大家的共识。

    科研评价机制与职称评定体系有失公平。“无疑,在不完善的评价机制下投放的奖励和资源,非但不能带来最优的成果,却能造出品质最坏的人。”清华大学科学技术与社会研究中心王蒲生博士这样说。

    目前我们的科研评价机制和职称评定体系存在的问题主要有:过分强调数量,特别是强调论文的发表数量,强调《科学引文索引》的收录;同行评议难以名副其实,随意性、主观性和不道德的行为,导致评判偏差;权力与学术结合,既是裁判员又是运动员,使评判扭曲等等。

    王蒲生说:“要公平地分配和高效地使用科技资源,充分发挥激励机制的作用,就必须建立准确公正的评价机制。否则就会造成资源的滥用,进而导致非良性竞争和学术越轨行为;没有意义的项目能得到经费,没有价值的成果却得到嘉奖,不学无术的庸才却获得高级技术职称和种种炫目的学术头衔。”

    有调查显示,48%的院士认为,只有少数鉴定会能如实、公正地评价科研成果的水平。只有33%的人认为国家级三大奖比较公正,而对任何一种奖励的公正性持肯定态度的样本都没有超过50%。

    立项拨款机制也值得商榷。在目前体制下,争取立项,不但意味着专业评价问题,同时科研经费还能补充工资奖金,更会为单位和个人带来各种形式的实惠。王所长告诉记者,5000万元科研经费中,大约有50%以工资和奖金的形式下发了。这样做,有各科研单位的无奈,因为他们每年得到的事业经费并不够发工资;至于剩下的50%也在科研课题费的名义下挪做他用。王所长强调,现行的机制对科研经费使用的监管和审计作用十分薄弱。从立项方面来说,在整个社会不良风气的大背景下,加之政府职能部门的有关官员对此的不当干预,难免使立项难以公允,甚至出现违规现象。一位专家就对记者表示,某些掌握立项权力的官员就曾要求他们向其夫人所在单位划拨项目款。

    对科学研究的调控机制和管理手段欠缺。专家指出,由于缺少对科学研究规律的认识,我们对科学研究的调控机制和管理手段不全面,还不能适应不同类型的科学研究,因而造成了导向方面的失误。

    王玉民说:“科学研究的不同类型,像纯基础研究、应用研究、高技术创新研究和技术开发研究等,每一类的规律不同,它们的调控管理方法也应该不同。但是,我们这些年用八个字都概括了,叫做‘开放、流动、联合、竞争’。这种大一统的方法不能说是科学的。我们还不能按照不同类型科学研究的基本规律,制定相应的调控措施。”

    有专家强调,我们对科研的运行机制,对合理政策的研究不够,这方面的宏观改革还不到位。这样就容易从管理决策层面淡化科学研究的规律性,难免出现违反科学规律的指挥管理失误。

    不久前,科技部、教育部、中科院、工程院、国家自然基金委等五个单位联合发布了《关于改进科技评价工作的决定》,对评价专家的遴选提出了“随机”、“回避”和“定期换届”三大原则,明确提出要建立专家信誉制度,并提出了相应的法律责任。更令人振奋的消息是,经科技部会同国务院有关部门及相关省市多次研讨,中国科技信用管理的首个指导性文件———《关于在国家科技计划中实施信用管理的若干意见》,正在进行最后修改完善,不久有望出台;此外,直接针对专家的《国家科技计划项目评审专家信用管理办法》也已进入讨论阶段,有望紧随《若干意见》面世。吴忠泽透露,今后,按照《若干意见》和《管理办法》,有关部门将采集专家信用信息,建立信息平台系统,对专家信用进行评估,并经过授权实现全国共享。这些信用信息包括基本信息、不良行为记录信息和良好行为记录信息三部分,而不良信用记录信息在信用综合评价中所占分量,将高于其他信用信息,并被作为档案永久保存。“信用制度的核心机制是什么?就是要以提高失信者的失信成本为出发点!”吴忠泽斩钉截铁地表示,除法律约束外,对于信用不良的专家,有关部门将会慎重选聘;在其参与国家科技计划项目评审活动时,将对其加强监督管理;有关主管部门还将根据失信情节的轻重,对失信专家果断采取通报批评乃至取消评审专家资格等相应处罚措施,以失信的严重后果来警示其他科学家和相关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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